【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11月22日在北京病逝，享年79岁。他的去世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大损失，也让海峡两岸失去了一位文化交流的皎皎将星。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王安忆曾与陈映真先生有过君子之交。两人无论是文学技艺上的切磋，还是个人生活上的交流，都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重要参照。观察者网特选取王安忆自述性散文《乌托邦诗篇》中的附录《《英特纳雄耐尔》，以飨读者，以此纪念陈映真先生。】

一九八三年去美国，我见识了许多稀奇的事物。纸盒包装的饮料，微波炉，辽阔如广场的超级市场，购物中心，高速公路以及高速公路加油站，公寓大楼的蜂鸣器自动门，纽约第五大道圣诞节的豪华橱窗。我学习享用现代生活：到野外Picnic，将黑晶晶的煤球倾入烧烤架炉膛，再填上木屑压成的引火柴，然后搁上抹了黄油的玉米棒，肉饼子；我吃汉堡包，肯德基鸡腿，Pizza——在翻译小说里，它被译成“意大利脆饼”这样的名词；我在冰淇淋自动售货机下，将软质冰淇淋尽可能多地挤进脆皮蛋筒，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挤进更多，使五十美分的价格不断升值；我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那样挥霍免费纸巾，任何一个地方，都堆放着雪白的、或大或小、或厚或薄、各种款式和印花的纸巾，包括少有人问津的密西西比荒僻河岸上的洗手间——这时候，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，那么，很可能，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，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。而这个人，使我在一定程度上，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。这个人，就是陈映真。

2011年王安忆作品《乌托邦诗篇》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

我相信，在那时候，陈映真对我是失望的。我们，即吴祖光先生、我母亲茹志鹃和我，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，面对面看到的中国大陆作家，我便是他第一次看到的中国大陆年轻一代写作者。在这之前，他还与一名大陆渔民打过交道。那是在台湾监狱里，一名同监房的室友，来自福建沿海渔村，出海遇到了台风，渔船吹到岛边，被拘捕。这名室友让他坐牢后头一回开怀大笑，因和监狱看守起了冲突，便发牢骚：国民党的干部作风真坏！还有一次，室友读报上的繁体字不懂，又发牢骚：国民党的字也这么难认！他发现这名大陆同胞饭量大得惊人，渐渐地，胃口小了，脸色也见丰润。以此推测，大陆生活的清简，可是，这有什么呢？共产主义的社会不就应当是素朴的？他向室友学来一首大陆的歌曲——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，我家就在岸上住，听惯了艄公的号子，看惯了船上的白帆。和我们会面，他事先作了郑重的准备，就是阅读我们的发言稿，那将在爱荷华大学“国际写作计划”组织的中国作家报告会上宣读。他对我的发言稿还是满意的，因为我在其中表达的观点，是希望从自己的个人经验中脱出，将命运和更广大的人民联系起来。他特别和聂华苓老师一同到机场接我们，在驱车往爱荷华城的途中，他表扬了我。他告诉我，他父亲也看了我的发言稿，欣慰道：知道大陆的年轻人在想什么，感到中国有希望。这真叫人受鼓舞啊！从这一刻起，我就期待着向他作更深刻的表达。可是，紧接下来的事情是，我们彼此的期望都落空了。

陈映真

在“五月花”公寓住下之后，有一日，母亲让我给陈映真先生送一听中华牌香烟。我走过长长的走廊，去敲他的门，我很高兴他留我坐下，要与我谈一会。对着这样一个迫切要了解我们生活的人，简直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提起。我难免慌不择言，为加强效果，夸大其辞也是有的。开始，我以为他所以对我的讲述表情淡然是因为我说得散漫无序，抓不住要领。为了说清楚，我就变得很饶舌，他的神情也逐渐转为宽容。显然，我说的不是他要听的，而他说的，我也不甚了解。因为那不是我预期的反应，还因为我被自己的诉说困住，没有耐心听他说了。